誰的語言？《墮落天使》中的科技與人體
在現今許多科幻電影中，我們常能看到人類對科技的利用，有的電影構築出對未來世界高速且便利的奇幻狂想，有的則描繪機器對人的反撲。然而在王家衛一九九五年所執導的《墮落天使》之中，充斥於日常生活中的機器設備便不斷出現，他們時而以特寫出現、時而蜷縮於畫面一角，蠢蠢欲動。
因此，我將以電影中四部最常出現的機器—電視機、傳真機、V8錄相機、投幣唱片機，討論電影中所隱含，關於科技與人體潛在的威脅及互動關係。
[電視機 ]
當拍攝黎明與李嘉欣狹長的共同住所時，電視總佔據其中一角[1]；在李嘉欣投宿旅館時，電視也在房間一旁撥放[2]，旅館櫃檯的老先生(金城武父親)亦兀自看著電視[3]；在金城武家中，不只客廳有電視，他與父親同睡的臥室，桌上一旁也擺放著一台電視[4]。我們幾乎能在電影中所有居家空間看到電視的存在，然而非常弔詭的是，它們都是開著、正在撥放著，但卻無人真正地觀看，彷彿它們只做為一必要的背景元素。
若是更進一步注意電影中的電視正在播些什麼，會發現大多是與新聞、政治有關的事件，電視畫面中常是如政府官員打扮的人發表談話、會面，亦有一幕較為特別，電視中的影像呈現一個英文單字—「difference」[4]。由於電影出版時間為1995年，香港回歸以前，許多分析常將王家衛電影與香港回歸做連結，討論其在政治上隱微的含意。
在此可以很明顯看出此一隱藏於其中的特點，然而更明顯的是，大眾對於訊息、新聞的忽略、不在意，在此被凸顯出來的是種現代人對訊息的麻痺、忽略、孤寂，當電視機初發明時，並非所有家庭皆能擁有，通常都是稍微有錢人家才能購買，並會放在客廳讓大家一同觀看，然而到了二十世紀末電視普遍後，他不再是新奇、令人殷切期盼之物，而是一尋常配備，人們依然使用與依賴它，但卻不再投入全部注意力，如同畫面中人物般對電視中所上演的事件、傳播的資訊不再關注，電視至此成為一無聊的存在，開著卻無人觀看的電視成了個無人理睬之物。電視就像是現代都市人的寫照，總是於自己的世界自言自語，電視成了那些失語之人的陪伴，而人與世界的關係則十分疏離。
[ V8錄相機 ]
V8錄像機的出現一開始便常被用於拍攝家庭錄影帶，其較為輕巧、小型的特性使其更亦攜帶，而錄像的出現也打破了時空距離，其記錄與重播的特點讓身在遙遠異地或是數十年的後世之人皆能看到，在電影中，錄相機扮演著家人間溝通的角色，做為一打破空間距離、打破年齡、親子隔閡的媒介。
V8錄像機主要出現在金城武與其父親的敘事之中，一開始錄像機是在香港開店的日本老闆為了與能夠與他家鄉的兒女聯繫、為其唱生日快樂歌之用[5]，而後他將之介紹給金城武，金城武便以錄像機記錄其父親生活的一舉一動，如拍攝其煮菜、廁所、睡覺，而在其父親去世之後，錄像機所設的錄影帶便成了金城武回憶其父親的工具[6]。在此電影敘事脈絡之下，錄像機解決了一切時空的隔閡，將人的距離拉近，而在金城武使用錄相機拍攝自己時，他更將鏡頭靠近自己，讓自己臉部特寫於螢幕上呈現，並深情款款地對之唱歌、訴說，從畫面上看[7]，金城武將錄像機極度貼近自己、並對之言說，彷彿將其當作是另一個人，對其投注感情，也看出他極度渴望親密。
在此，科技被人所渴望，錄像機被人主動地拿起使用，他們選擇他們所想拍攝的，而錄相機做為人體的延伸，為其穿越時空之障礙，替人達到人體無法達成之事。和電視相比，電視為單向地向人訴說、傳播訊息，人常處於被動地接收；但在錄相機的使用上，人是主動的，是會與之互動的，從金城武對錄相機極度靠近唱歌的畫面，我們可以發現錄像機雙向溝通的特質，人們會對它言語，並且極度渴望透過它傳達親密。
[傳真機 ]
傳真機在1970年代開始被實際使用，在1980年代開始變的流通、廣泛應用，其主要應用於商業行為中資訊的傳輸，讓資訊能打破地理空間限制。在電影裡，傳真機主要出現於黎明與李嘉欣的敘事中，做為殺手的黎明會接收到做為事前偵查、探路的李嘉欣透過傳真機傳來的資訊，他變依循著李嘉欣給的資訊行動[8]。
在此，傳真機是兩人間唯一的溝通媒介，他們並不用手機、電話等方式聯絡，並且只以傳真機傳遞與殺手工作有關之資訊，傳真機雖將兩人的關係串聯、做為其中介，但卻是不帶任何私人情感的，只傳播公事資訊，就如同商業行為一般，而巧妙的是，黎明所從事的殺手職業確實也是一種買賣與交易、一種商業行為，於是，藉由這個無法傳遞聲音、情緒、表情、畫面的機器，傳真機似乎確保兩方人的陌生，為此提供一安全距離，藉由傳真機我們能得到純粹地資訊，而對方的形貌、身體、聲音、形象是被屏除在外的，傳真機似乎是最符合商業需求，最為冷酷卻也中立的資訊傳播工具。
而傳真機的使用需要兩端的配合，有發送者與接收者之分，它是個同時主動亦被動的工具，一端是人主動地以之傳遞訊息，另一端的人卻只被動地等待接收訊息，而這種不對等的關係也反映在整個敘事和人物關係之中。做為殺手的黎明必須依賴李嘉欣的先行查探，如此一來，傳真機不只串起陌生的兩人，也造就了黎明依賴、等待、羈絆的關係，而這種過度依賴和靠近的關係在電影敘事中變導致了黎明的死亡。
當因殺手工作而串連在一起的兩人，出現了私人情感後，勢必影響到殺手這份需要冷酷、無牽掛、忽略個人背景歷史的工作執行，當中立失衡後，便導致了死亡，黎明便在最後一次的暗殺中死去。在這，我們諷刺地看到，傳真機做為一中立、冷酷的機器，處理的是與利益相關的貿易資訊，傳遞的是一種不對等的權力關係，它維持著兩邊巧妙的關係、安全的距離，但若對於科技資訊的依賴、或是過於緊密的情感發生，最後是會招致殺身之禍的。
[ 投幣點唱機 ]
在電影裡，投幣點唱機出現於一酒吧，並且有一段約兩分鐘長[9]的片段，呈現李嘉欣與之近距離的互動。電影中鉅細靡遺地拍攝了點唱機的許多細節、近距離呈現點唱機的外觀、色澤、運作方式，從李嘉欣投幣開始，特寫其手部投幣之動作、點唱機內光碟的移動、外觀管狀的霓虹燈，以及其中的氣泡，其對點唱機運作流程的特寫，宛如將點唱機視為一有生命之有機體，有如人類般，複雜的構造有其運作機制，而李嘉欣與之的互動則更顯出點唱機的其他特性，以及人與科技間另類的關係。
李嘉欣在與點唱機的互動中，她的身體是如癱軟般，完全依靠在點唱機上，其一手搭在點唱機之上，整個人的中心靠像點唱機，整個人十分委靡疲軟地以站姿靠著，而臉部是整個面像點唱機上端，不斷以及靠近的距離盯著點唱機的內部觀看，她的手不斷地觸摸機器，她也對機器吐菸，甚至將頭整個靠在點唱機上，彷彿傷心失意之人要將自己的頭埋進機器的懷抱裡。在這一段影片中，點唱機的霓虹燈兀自發亮著，照亮著一旁黯淡落魄的李嘉欣，鏡頭也不時拍攝李嘉欣衣服上所反映的霓虹光，點唱機將自身光線投射於李嘉欣衣服上，不斷藉由李嘉欣的身體映照點唱機的存在，與點唱機做呼應。而李嘉欣對其的依靠與接近，彷彿機器是她唯一的慰藉、依靠對象，畫面對機器的呈現也如一有生命運作之人。
然而聲音在電影中亦扮演十分重要之角色，此段李嘉欣與點唱機的畫面，背後配樂為〈Speak My Language〉[10]，從敘事時間點來看，此首音樂為李嘉欣投幣後從點唱機裡點播的歌曲，因此，點唱機所唱的是李嘉欣的心聲，給予人一種如鬼魅般迷幻的女聲，令人有種詭異不安的感覺，十分符合李嘉欣給人的形象，而電影中，李嘉欣亦是個失語的人，無法與他人溝通、對話，甚至不會表達自己的情感，因此點唱機便自動做為其代言人，代替她發聲、訴說。但在歌詞中反覆強調的「Speak My Language」卻聽起來十分弔詭，到底點唱機說的是誰的語言？又該說誰的語言呢？
當我們在敘事中聽到此首歌時，都會將它當作是李嘉欣的心聲，因此，點唱機代之發言，其所傳達的是李嘉欣希望大家能以她的語言與之溝通、說話，因為她是個無法好好表達情感的失語之人。然而，若從真正的發聲者—點唱機來看，點唱機似乎說的亦是它的心聲，對點唱機而言，即使撥出的音樂是人聲，它卻擁有一套自己的語言系統，及機械式地語言，它們將人的聲音轉換為他們可接收和紀錄的方式，並且以此種方式輸出，它們呈現的是透過自身機械系統運作而再現的聲音，在此人體已經消失不見，他們不只不以人之語言規則發生，它們的發聲方式也大大有別於人體。
而歌詞中提到的「now that the living outnumber the dead, I'm one of many」更讓我們去反思到底在李嘉欣與點唱機的互動中，誰是死的、誰又是活著的那個？以往我們總認為機器是死的、人是有生命的、活著的、主動的，但在此，李嘉欣做為一無法適當表達自己之人，其癱軟無力的身體倚靠在點唱機上毫無生命力般，其失魂落魄的神情對照點唱機不斷散發著的光芒，以及鏡頭對機器運作的特寫，霓虹管中氣泡的流動，都讓整個點唱機看起來比李嘉欣有活力、生命力，而且它也是其中唯一發出聲音的。在此，我們可以看到科技的另個面向，它似乎如具有潛在的威脅性，它的發聲不只不需要藉由人體，更是消滅人體存在的證據，幾乎快要取代了人體，比人更有能動性和生命。
參考資料以及相關文章:
1. 劉永皓，<王家衛《墮落天使中》的失語現象-失去的母語與多出的電影語言>，《失衡的電影文本: 王家衛電影分析》(台北: 田園城市，2015)。
其中有討論到關於李嘉欣以及配樂<speak my language>。
2. 潘國靈、李照興編，《王家衛的映畫世界》（2015版）(香港：三聯，2015)。
有提到電視機
3. Brunette, Peter, "Fallen Angels," in Wong Kar-wai (Urbana :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5).
第61頁有針對李嘉欣與點唱機那段，關於光線如何反應衣服質地等等的小篇幅討論。
4. Teo, Stephen, "Pathos Angelical: Fallen Angels (1995)," in Wong Kar-Wai (London : BFI Pub, 2005).
也是討論李嘉欣與點唱機那段，音樂、穿著打扮，如何形塑點唱機為李嘉欣"替代的愛人"。
5. Martha P, Nochimson, "We Can't Go On Not Meeting Like This-- Fallen Angels and Wong's Intertextuality," in A Companion to Wong Kar-wai (Wiley-Blackwell, 2016).
較多是沿用上兩篇觀點討論李嘉欣。
影片截圖片源: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qCr_3PDTps
[1] 在2分35至2分37秒，以及4分21秒至4分27秒的片段皆能看到
[2] 6分53秒至6分59秒
[3] 6分59秒至7分03秒
[4] 第2分37秒的畫面
[5] 1小時05分00秒至1小時05分30秒
[6] 1小時25分17秒至1小時27分38秒
[7] 1小時07分04秒至1小時08分15秒
[8] 06分30秒至06分50秒
[9] 15分25秒至17分40秒
[10] 電影中的配樂〈Speak My Language〉出現在15分25秒至17分40秒，為Laurie Anderson所唱，是其1994年的歌，收錄於＜Bright Red＞此一專輯內。
